指揮架上放著朗格1815 UP/DOWN腕表，攝于德累斯頓的森帕歌劇院
2015年11月，舉世聞名的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在北京國家大劇院、天津大劇院以及上海東方藝術中心舉辦音樂會，在指揮大師鄭明勛的執(zhí)棒下，演奏了貝多芬《D大調第二交響曲》、莫扎特《A大調第23鋼琴協(xié)奏曲》、馬勒《G大調第四交響曲》等古典名曲。音樂會得到了薩克森精密制表品牌朗格的鼎力支持。
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是歐洲最古老、最傳統(tǒng)的樂團，自1548年誕生以來，一直是薩克森不可或缺的文化標識，并于19世紀成為森帕歌劇院的駐場樂團。在費爾迪南多·阿道夫·朗格參與打造的五分鐘數(shù)字鐘下，樂團為皇室和名門望族頻頻演奏的音樂曲目包括諸如巴赫、莫扎特、貝多芬和門德爾松等大師的經典作品。
從音樂史上看，貝多芬的交響曲無疑代表著歐洲古典音樂的輝煌巔峰，而受瓦格納和布魯克納等人影響的馬勒，其作品則是從古典邁向現(xiàn)代的一座意義深遠的堅固橋梁。
指揮大師鄭明勛
貝多芬《D大調第二交響曲》
1800至1802年間，貝多芬完成了他的《D大調第二交響曲》，并于1803年4月5日親自執(zhí)棒，在維也納劇院首演了這部不同尋常的作品。
貝多芬《D大調第二交響曲》的不同尋常，表現(xiàn)在兩個方面。第一，這部基于傳統(tǒng)奏鳴曲式的交響樂，不僅比以往作品拉長了時間，且在第三樂章一反常態(tài)，沒有使用小步舞曲，而是改為風格截然不同，情緒熱烈歡快的諧謔曲。這一舉動成就了交響樂上的一個新慣例，也暗喻德國人貝多芬對奧地利維也納樂派心有靈犀般的認可和靠近，堪比對大師海頓和莫扎特脫帽行禮。第二，這部作品見證了貝多芬與耳聾的搏斗。在創(chuàng)作此部作品時，貝多芬開始苦于耳背之疾，并獲悉此病無醫(yī)，因此還產生過絕望情緒（如寫下《圣城遺囑》）。然而，他的此部作品充滿明亮的節(jié)奏、華美的旋律和高揚的精神，其音樂的力度和強度令人振奮。
《D大調第二交響曲》第一樂章的柔板到快板十分明快流暢，第二樂章的小廣板雖露出淡淡憂傷，卻最終洋溢起田園詩歌般的優(yōu)美，第三樂章的諧謔曲好比萬頃陽光撒上心頭，第四樂章的快板更是滿心愉悅，充滿對生活俏皮而樂觀的態(tài)度。從調性、配器以及和聲的處理上看，此部交響曲如翻山越嶺，有著云蒸霧騰、移步換景之美。法國作曲家柏遼茲評說貝多芬第二時曾言，這部作品的一切都“高貴、有力量，并充滿自豪”。的確，貝多芬面對病魔，在音樂創(chuàng)作里找到了不屈不饒、強大無比、超凡脫俗的精神世界。他在創(chuàng)作第二交響曲的過程中寫信給他的密友，德國醫(yī)學家魏格勒，信中說，“我要反抗命運，它絕不能將我完全擊敗！”
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為森帕歌劇院的駐場樂團
不愿被完全擊敗的貝多芬在譜寫下一部巨作中，更為明朗地表達出生存勇氣和英雄氣概。膾炙人口的《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》，通稱《英雄交響曲》，是貝多芬首演其第二交響曲之前，就著手開篇布局的。那是1802年的夏季，貝多芬落筆生花，隨性寫下《維霍斯基草稿》，給他的《英雄變奏曲》草稿添枝加葉，后者也是他用于舞劇《普羅米修斯神》中的旋律。這些草稿都將成為《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》的重要素材。1803 年，《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》完稿。1804年，此作品在一位名叫羅伯科維茨侯爵的私人音樂會上首演。直到1805年4月7日，才由貝多芬親自指揮，在維也納劇院首次公演。
《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》的四個樂章“有活力的快板”、“葬禮進行曲，很慢的柔板”、“諧謔曲，活潑的快板”和“快板——行板——急板”，氣勢非凡，以宏大的交響規(guī)模、復雜的情緒表達、詩化的音樂語言，以及可達50分鐘的時長，充分表現(xiàn)人類與命運的抗爭之力，并傳達偉岸高尚的人格力量。當時的樂評曾言此部作品晦澀難懂，不太具備娛樂性。十多年后，維也納詩人庫夫納詢問貝多芬自覺哪部交響作品最稱心時，以為貝多芬會說第五交響曲，但老貝毫不猶疑地回答道：《英雄交響曲》。
指揮大師鄭明勛
此部交響曲常因貝多芬當初在草稿上寫下的“波拿巴”一名，而被認定其初衷乃大寫拿破侖贊歌，第二樂章“葬禮進行曲”則是對拿破侖稱帝后的某種讖語。這也是中國評論界津津樂道的說法。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簡單。史料表明，貝多芬當時的學生費迪南.里斯曾經對出版商西姆洛克說過這么一段話：“他（貝多芬）愿意以100古爾盾把這部作品版權賣給您。他認為這是他迄今為止最偉大的作品。我新近聽他演奏此曲，感覺天地都要為之而驚顫！......如果您不要，他反正有意把這作品獻給波拿巴，那它就要被命名為波拿巴了?！?這位學生還說，羅伯科維茨侯爵以400古爾盾，買下了貝多芬這部作品前半年的演出權。1806年此作品正式付印時，標題為“英雄交響曲，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而作”，那并非暗指波拿巴，而是在同年謝世的，與羅伯科維茨侯爵也交往過密的路易.費迪南親王。至于第二樂章“葬禮進行曲”，更是貝多芬獻給費迪南親王的挽歌。貝多芬早先便想把《第三鋼琴協(xié)奏曲》贈與這位親王。
馬勒《G大調第四交響曲》
百年后，奧地利作曲家馬勒于1901年完成了《G大調第四交響曲》。這部寫于1899年和1900年兩個夏季的承上啟下之作，最終讓馬勒跳出傳統(tǒng)的羈絆，成為現(xiàn)代派音樂的領軍人物。從第一樂章從容而閑適的奏鳴曲式到第二樂章不緊不慢，帶蘭德勒和華爾茲舞步的諧謔曲，再從第三樂章柔板式的平緩優(yōu)雅到第四樂章舒暢的恢宏高歌，馬勒這部作品表達著天國童話般的美好，卻同時混雜著紛繁難解的夢中囈語。作品傳達出的人間無奈和惆悵，乃馬勒音樂的標識：即便快樂，也在思辨。
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為森帕歌劇院的駐場樂團
相對于馬勒先前的作品，比較短小而精巧的《G大調第四交響曲》，基本摒棄了標題音樂，且在第四樂章添入女高音獨唱，唱詞選自布侖塔諾和阿爾寧姆詩集《少年魔號》中的《天國生活》，借少年之眼描述天國生活的美好。馬勒當初的圈中不乏知音，比如額納斯特·奧托。奧托在馬勒首演第四交響曲后遭到眾人不解時指出，這部作品是“20世紀首次真正而不尋常的音樂事件”。其后，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和音樂人狄奧多·阿多諾也撰文道，馬勒的《G大調第四交響曲》可謂“從第一個音符到最后一個音符，都是扛鼎之作?！?這些評論家們預見了馬勒音樂的超前意識。
《G大調第四交響曲》既不乏古典句式，又充滿現(xiàn)代元素；既彰顯神圣的歡樂，又烘托沉重的悲哀。作品示意著馬勒自我發(fā)現(xiàn)的心路歷程。這是個痛苦掙扎的過程，從內心的彷徨到輿論的壓力，馬勒承受的，絕不止他于1901年11月25日親自執(zhí)棒，在慕尼黑首演此部《G大調第四交響曲》后受到的觀眾唏噓和負面評論。諸如“毫無創(chuàng)意”、“全是技巧、運算和虛假內心，是一部虛弱、無味的超音樂作品”或“難以令人振奮之作”等接踵而來的挑剔和謾罵，聽來讓人情何以堪，卻不會改變馬勒明察秋毫的音樂靈性。事實上，正是這種“超音樂”元素，讓馬勒的音樂在結構、調性和樂器配置等方面一向很前衛(wèi)，最終引導古典樂壇邁向了新世紀。如今，這部作品大受歡迎，成為被頻繁演奏的馬勒代表作之一。
